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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杨筱蓉同学上次懵懂地问我什么是翻墙，我就不再善意理解每个人了。

这次到北京开年会，在一坨新发现中还有一枚非常奇异滴发现：北京的墙比上海的高。因为我同样用自己的笔记本上网，在北京办公室是写不了Blogger那枚blog的。。然后刚到上海，就顺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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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上最难搞的人大约是自己父母吧？辛苦了一辈子不过就是为你好，除了阅历被GCD折磨得也没啥文化，总觉得生活不过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。最要命的是，把一切和他们不一样的生活形态都视为变态。为此不遗余力试图纠正过来，彷佛不按照他们的想法活下去我今后就会水生火热刀山火海。

按照我爸的想法，我就该今年结婚明年生个小孩儿，再下来该干嘛干嘛。领导说，要听从自己的内心，哈哈，我内心倒是无比清晰，但是谁告诉我该如何摆平我爸妈又不伤和气？连绥靖政策都没用了。

还试图跟我谈。谈个毛。

老实说如果不看《大江大海1949》，如果不是慧酱最近也在看并且跟我简短地提了那么一两句，我这次回家的感受和以往并不会有什么不一样。照例是睡懒觉吃饭，吃很多爸妈要我吃的东西，一个人看看书。外公去世以后，外婆房子拆迁，搬到我家后排，我也是照例要听我妈抱怨外婆变得越来越像小孩，不懂事，很麻烦。

但是这回我突然意识到外婆就像龙应台的妈一样，是一扇渐渐要关上的门。幸运的是我还来得及看一眼。

1925年出生的胡鋗玉现在名字都变了，因为公安局的人找不到这个“鋗”字（看来他们只是不愿意找），就一声招呼不打改成了“娟”。鋗玉，我去google了一下，就是击玉发声。改成娟以后，胡鋗玉的父母留下的唯一一点痕迹也不见了。

这件事胡鋗玉偶尔会抱怨一下，比如在填写什么政府表格的时候。大多数时候她在不停地抱怨别的事，比如她经常散步的公园总有胆大妄为的小孩溜着滑板冲来冲去，她觉得这样她有骨折的隐忧；比如她越来越不知道现在的人都在谈什么，所以她每天总是乖乖坐在新闻联播前学习那些新名词；比如她不舍得把领口裤腰都磨烂的棉毛衫裤丢掉，但是孙辈又在不停地买新的来，她很困惑为什么现在的东西换的那么快。

我回家以后，胡鋗玉拿起我放在桌子上的书，拉老远慢慢念出来：门口的野蛮人……哦，外婆你识繁体字？她看看我：“我从小学的就是繁体字啊。”对的，简体字对她来说才是新东西。她皱巴巴的手在空气中比划，喏，你们都不会写了吧，战争的战，就是这样……“你去台湾，就什么都认识了吧？”她又看看我，认真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对的。”

胡鋗玉生在厦门，小学三年级为了躲飞机到重庆，那时候她爸爸是中学校长，包了一艘船，把老师学生统统运到重庆去。路过丰都的时候大家上岸买橘子，吃得饭都吃不下了。“那时候逃到重庆都是有钱人，”她说：“有钱人都还是去念大学。”

她也读了大学，复旦搬到了重庆。每天早晨坐在石头上背英文，还记得老师是一个很胖的外国女人，很凶。胡鋗玉学的是会计学，为什么要学这个？“不知道，他们都学这个。”防空警报一响，大家欢快地往山洞里跑。真的，都很年轻，不觉得怕。跑进山洞意味不要背课文不要上课，还能从外面采果子，躲在山洞里玩。也有喜欢她的男同学（怎么没结果？外婆又说到别处去了），大家每个礼拜都去泡温泉。

她的倾诉欲不是很强，基本上问一句答一句，说着说着就错把我当成她女儿，“后来外公又回上海川沙去了……”这里的“外公”是我的老太公，是胡鋗玉的爸爸。年轻的时候，她应该也跟我妈讲过这些东西吧。

我觉得有点伤心，其实她并不是像我妈说的那样老年痴呆症日渐严重，只是她没有讲话的对象，只能一个人玩着一台windows98上的扑克牌接龙。我妈总是埋怨她清高，不愿去跟公园里的老太太啰嗦两句（事实上也是这样）。如果我回家，她就很开心：“你回来啦！”我们就一起去公园走两圈。这非常像被父母关在家里的小孩迎来了小伙伴。

没有人要听她的观点或者故事，连一点耐心也没有。她就很乖地闭嘴不讲。我想如果我不问的话，这个故事就没了。

“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几年。”她坐在公园的木长椅上，眼光漂浮在远方的某一点上。

“活一年是一年咯。”我看看她。

只能这样了。